文 /劉介修
這幾天因為中國時報「客家館養蚊子」的報導，引起了客委會的正面回擊，認為中國時報「隨意給客家冠上污名」，而引起許多客家朋友的討論。不過可惜的是，對於「蚊子館」的討論，輕易地落入了「打壓客家」或者「客家站出來」的二元對抗的態勢，而在這個簡化而虛假的對立邏輯之中，讓我們無法正視「蚊子館」背後所突顯當代台灣民主政治亟需突破的困境，以及台灣長期以來對於「發展」的偏誤迷思。
台灣政治民主開放的二十年來，隨著政治勢力的競爭，使得各個政治陣營無不絞盡腦汁提出各種「大投資、大建設、大溫暖」。這三個「大」曾經擄獲了許多政經、文化弱勢群體的芳心。比如中南部區域、客家以及原住民族群、以及農工階級等，在台灣長期政經、文化不平等的區域、族群和階級的發展脈絡下，渴望著政府關愛的眼神。政治人物也在這個歷史情境下，裝戴起「救世主」的衣冠，攜著大筆的預算前進農村、部落以及那些長期不被看見的地方，造橋、鋪路、引進大型工業園區、蓋各種大型的房舍。這個邏輯也許一開始有其「進步」的意涵，讓我們知道原來「我們」不是政治資源的孤兒。不過隨著政治競爭火熱，這個「大投資、大建設、大溫暖」的施政邏輯除了無視於本身的有效性，而近來對於「蚊子館」淪入政治對立的批評途徑，也無法讓我們看見這個邏輯背後的「大」的迷思。
舉我的家鄉－苗栗市來當例子。苗栗市郊有後龍溪流過，因此進出苗栗市會需要經過穿越後龍溪的橋樑。不過在短短幾公里之間，苗栗市穿越後龍溪總共有四條大橋，除了原有的兩座橋之外，近兩任的縣長，各自蓋了一條比宏偉、比華麗的「大橋」。此外，最近台北在爭論著是否要以松山菸場改建為「巨蛋」，不過大家也許不知道苗栗其實早就有「巨蛋」了，不過這個華麗的「大建設」現在一年使用不到幾天，它的功能可能更多是讓人記得某任縣長爭取預算非凡能力。此外，大家可能有到苗栗南庄觀光的經驗，而向天湖畔的「賽夏族文化會館」更是每次參訪後更讓人感嘆這幢花費高昂的建築物的空洞貧乏。前幾天，我聽到現任的縣長說，自他任內，苗栗的「進步繁榮，指日可待」，因為他將在苗栗境內建立後龍、銅鑼、以及竹南等地的大型投資方案。
這個「大投資、大建設」的迷思有其歷史的脈絡。台灣在70、80年代國家主導的經濟建設過程中，「十大建設」、「加工出口區」以及後來的「科學園區」曾在全球經濟的特殊情境中許諾了台灣人民對於「發展」的想望。而這個「大投資、大建設、大溫暖」的邏輯在台灣人民的需求長期不被看見的情境下，隨著民主開放後的政治競爭逐漸成為政治人物擄獲民心的捷徑，這個策略在宋楚瑜擔任省長期間被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，後來這個「散財」的策略也被許多政治人物所爭相效尤。事實上這即是造成「蚊子館」的邏輯：「大投資、大建設」會帶來「大溫暖」。這也成為我們判斷一個(地方)政治人物也沒有作為的依據，而中央部會也以此作為其與地方維繫關係的手段，對於地方政治人物的補助要求，往往「要五毛，給一塊」，只要能有各種大型的、看得見的「建設」，還有未來「指日可待」的選票。
把這個「大投資、大建設、大溫暖」的邏輯問題化，並不意味著我們捨棄了追尋更為美好生活的許諾。相反地，指出這個迷思代表著我們需要更為細緻地「發展」過程－也許「大投資、大建設」已經不再是許諾我們更為美好的生活的策略，我們需要根據每個在地實際的情境和需求，形成特定的「發展」方案。舉個例子，苗栗也許需要的不是「巨蛋」，而是更多可以讓民眾運動和休閒的籃球場、搥球場；也許尊重客家文化，不能不斷地興建大型的「客家文化園區」把「文化」擺進博物館的棺材裡頭，而是從更多的社區行動中孕育客家與多元文化「活」的內涵與元素，讓人們可以從其中不斷地創新與活化。
「蚊子館」的問題，不應該輕易地陷入政黨或族群對立當中，我們不需要遇到這個問題時，每每擺起特定政黨、族群的陣仗相對。也許「蚊子館」正好提供了我們重新檢視「大建設、大投資、大溫暖」的迷思的機會，也許這是我們擦亮我們對於評價政治人物的雙眼的機會，也許這是我們正視每個在地的、民間的「發展」行動的機會。這個認知也許對於各種「文化運動」來說具有格外重要的意涵－政府的政策只是一部分，很小的一部分，民間和在地的社區行動才能讓「文化運動」找到立足和活化的能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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